荣正一撰   陈青生整理

       1997年10月间，荣正一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回忆了他与姚雪垠先生的交往。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以《我与姚雪垠的交往》为标题，发表于今年7月出版的《掌故》第八集中。由于发表时删节了部分文字，而有些朋友希望得知全貌，故在此展示这封信件的全文。为《掌故》刊发此信所写的《整理说明》亦附于此。

整理说明：

       荣正一先生（1926—2017，江苏无锡人）是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的前辈同事。到文学所之前，荣先生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荣先生自文学所退休后1990年移居加拿大，先后出版有论著《鲁迅思想发展论稿》、《论鲁迅精神》和自传体小说《故乡叙事曲》、《大后方——抗战八年流亡曲》。1997年夏秋，荣先生有返国之行，其间曾枉顾舍下。那时我正着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历史研究。交谈中说到姚雪垠先生和他的作品，荣先生便说，他与姚先生曾经共事，还有一定的交情，“今天咱们说别的，姚的事以后告诉你”。待荣先生返加不久，我便收到荣先生长达八页的来信（写于是年10月15—17日，另有18日附记），回忆他和姚雪垠先生的交往始末。信中所言，对我当时的研究有所帮助，但我一直以为它的价值不限于此。荣先生于2017年辞世，安葬于晚年侨居地的公墓。现征得荣先生家人同意，公布此信，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份宝贵史料，也为怀念尊敬的荣正一先生。

       此番发表此信，文字悉按原件，整理者只订正极个别的笔误错字和疏漏。由于信件的发、收双方对信中涉及的一些内容彼此熟知，固信中提及某事某物多用简称，对此整理者在相关简称第一次出现时加[  ]注明。信文中写到的年份，亦多用简称，这些年份均为20世纪公元纪年，如46年、57年、77年等，即为1946年、1957年、1977年等，对此信文中不再附注。

青生兄：你好。

       9. 24函悉，谢高二位的资料对我很有益；很感谢。

今年的“俄尔尼诺”对加拿大之夏似无不良影响，至少对蒙特利尔。卅度或加上一二度，就算热的了，且不久长，所以电扇使用率比往年更低。据说该现象将使加国的今冬寒冷不如往年锐利，换言之起点好作用。应受表扬。

       归国返来，陆续给国内亲友发了一批信，然后收到一摞。现在乘小说可告小小段落之机，请它靠边。因你有提问，乃在复信序列中“排名第一”（国内广告式名单谓“排名不分先后”云，我以为是睁眼说瞎话，因事实上是“分”了的，至于如何“分”的，则另一码事儿）。

       且从我对姚氏的了解说起。

       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我参加申新纺织第一厂（位于沪西，长风公园与之隔一条苏州河）的工会筹备工作，被选为临筹会副主任，但主任余某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黄色工会常务理事；虽然解放了，他却有一帮党羽，一股凌驾群众之上的恶势力。因不易对付，我等请求上海总工会帮助。总工会与申一所在长宁区研究后，以上总名义派来工作组，发动群众一番的结果是挤垮了反动势力（51年镇反时基本上逮走了），成立了以我为主的正式的工筹会。而工作组里面的一名知识分子，即姚氏。

       姚的作家名声原在大后方，原在大后方的文学青年之中。正好我是这样的青年，读过他战时的全部小说，在心目中是与张天翼、黄碧野甚至沙汀、艾芜平列的。而上海青年则极少他的读者，申新一厂的四千来名工人几乎没人看过他的作品，更不必说知其名。他是军管会文艺处（处长黄源）介绍给上总（与黄没关系），请方便其下工厂体验生活而参加了该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见，我就很高兴能认识这位来自大后方的熟悉的作家，他遇到一位“知音”，当然也很激动，于是建立了友谊，到57年反右才告中断。

       彼时我已有一大柜书，而且全是中外文学书，这也是全厂绝无仅有的，从《鲁全》46年版到屠、托、高、罗[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兰]以至郭、茅、丁[指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应有尽有。他在上海没家，发妻王梅彩在河南老家。周末他离厂出外，主动告诉我上海有个“小公馆”（因我劝他周末在工厂附近工人区多走走，一块儿上小馆子），所有不多的书也在那边。他是七名工作组成员中最自由化的，经常到我寝室翻书看书，拿走了可以不留条子。那时最爱看屠格涅夫，看了新出的《阿列霞》（中篇散文诗式的小说），还书时，两人就一夜吹牛到凌晨，反正他住处也在同一楼面上。49年9，1，以我为“核心”（胆大包天）的申一工筹备会正式成立。一周后，工作组撤出。此前我曾向他索书，因除去重庆时代的一册《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外，他的小说我早已留给大后方的少年朋友了。他也说早该送书给我的，于是写一封信，让我持去四马路某弄（是某书店后门，不是怀正便是东方）找某某。取得的是《差半车》[即《差半车麦秸》]、《牛红》[即《牛全锝与红萝卜》]、《戎马恋》（已改名为《金千里》）、《春暖》[即《春暖花开的时候》]（三册）、《重逢》、《母爱》、《长夜》和《记卢镕轩》，可谓当时的“全集”（战前作品未成集）了。我请他题字，他想了一想，挑出《长夜》，在扉页写道：

“过去的作品对我都是包袱，但愿今后写出像样的来。”

落款“姚雪垠”，日期为49年9月上旬某日。可惜这批书大多在文革中散失，但这题句是一字不错的。那年他卅九，我则廿三，自然以师友目之。

       工作组撤退。我们征得长宁区委同意，请老姚留下，主要办两件事。一是办个文学讲习班，给爱好文学的工人讲点文学知识，这种对象很少，我把工会干部也拉上。他讲了两课，请许杰先生讲了一课。后来不了了之，主要是对象问题。另一件事是请他支持我办厂校。初期的教员只有他和我，加上两名职员同志，但从无到有，办起来了。50年春，他彻底离开申一，去大夏任教，我请他为厂校聘几位大学生来任教，他请来了三位女同学，都教得挺认真的。

       两人的私交日益加深。在厂时，偶尔也“集体”吹牛，吃喝，但大多是两人谈天说地。我曾请教他对小说名著的看法，答曰，长篇小说以《安娜·卡列尼娜》为魁首，短篇则无出鲁迅其右者。他对茅盾、叶圣陶是恭谨的，这在《长夜》原序中看得出来。对郭沫若则颇不敬，横来竖去的数落，郭的屈原研究乃至历史研究，都值不了什么，三番四复地否定。文学史呢，他说唐以前的文学史没人写得好，因为没人研究好，而他则深有研究，将来要写一部独到的文学史。他把拟写的几部长篇小说的腹稿讲给我听，让我佩服和入神。大夏任教后，他搬进校园，单身同陈旭麓住一个小楼。因我常去看姚，也就认识了治近代史的陈。陈旭麓先生的气质风格迥异，随和、平稳但又不乏锐敏之气。（陈太太陆女士，53年要求出来接触实际，曾被分配到我负责的民政工作队，共事两个月，很锐敏也随和。）姚则锋芒太过，自负太过，夸耀太过。某夜，他拿出两本英文杂志，指给我看原先对他的《差半车》等小说的好评，同时又自炫一通，犹如全盘否定郭沫若一般全盘颂扬自己的作品。那夜吹得很晚，最后他送我到大校门，走在门内大道上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对我说：

       “我，有一个野心，要拿斯大林文艺奖金！”

因为谈及丁玲的《桑乾河上》，他说“没有写出人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基本上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摹仿”；然而两者分别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

      当然我对他全盘否定别人和过分夸耀自己是早有看法了，但还真希望他拿到该项奖金，尽管对他向我谈过的那些腹稿或题材能否写得很好，也不免怀疑。

      由于向他请教创作问题，请他看过我的一些“旧作”（47年的一些短篇小说、杂文和小评论，极幼稚，梧州《西江日报》发表）和49、50年《解放日报》登过的若干东西。他说可以继续写，多写，多锤炼，会发出闪光云云。51年春，他介绍我参加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随后，他就离沪去河南参加土改，体验生活。数月后返沪小住，又离去，就算是河南的人了。

      但与我保持通信联系。53冬54春，他来函云要给自己的旧作编集子，请我为之搜集抄写。我遵他所嘱，跑了一阵鸿英图书馆，那是报刊杂志齐全的地方，借到他指定的各种期刊（战前的，1936年前后），拿回家去用钢笔抄在直行稿纸上，还让我念中学的三弟分担任务。抄完了，再买五百张他让买的卡片，一道寄去，受到了表扬。然而56年我在北大，写信问他集子何时出版，他却顾左右而言他，我就颇有想法了。

       57年春，他在京给北大的我发信，约我上吴组缃先生家见面。我按时赴约，可吴先生告我说，他们的约会改期了，姚让我于星期日到北池子某胡同相见。我又按时赴约，他在埋头定稿。我问是否集子要发稿了？他说别提那老八辈的事了，这次是两部长篇，一写反特的，一写知识分子的，青年出版社等着发稿，所以请他来了。但现在大鸣大放，应酬特多，一会儿《文汇报》记者来，他请吃饭，让我同赴。我说不行，我姑妈有病，表兄全家等着呢。所以聊一会儿天，不过半个来小时，就告辞了。

       他着重问一个问题：解放前你在国统区做工多年，跑过多个工厂，能不能说，那时工人的各种程度的“工人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答说，不能，并举出实例，证明党领导的和没有党领导的自发运动之别。老姚听罢，拍桌笑道：你证明了我的想法，确定了我的一个观点。

       不久，我在北大看到《文艺报》上有他一篇鸣放文章《打开窗户说亮话》，其中便用了我“证明”并帮他“确定”了的观点。而且后来，姚氏被武汉作协打成右派的材料中，“反对党的领导”一款中，也有这一点。倘说，看《文艺报》时很高兴，看右派材料时就极扫兴，且不免有些歉然了。但又想到，材料那末多，我提供的即使抹掉，也救不了他。不消说，他的两部长篇都泡汤了。直到63年《李自成》第一部上下册出版，我才为他高兴一下，差不多同时还看到《长江文艺》上登他一篇《黄鹤楼饮茶记》（？），大约算摘帽之庆罢。但尽管我对《李》第一部极赞赏（以下的则不然），也没有去信恢复关系。

        73年在干校，臧克家“解放”，我俩自由地谈论文坛，谈到老姚，都很关心他文革以来的命运（臧[即臧克家]、田涛、碧野、雪垠四位，抗战初是好友，都在李宗仁第五战区当过“参议”），克家说，他有办法联系。不久，我因糖尿病返沪休养，先得干校克家信，说联系上老姚了，给了地址。随后老姚果然来函，请我为他买点卡片，要我回（咸宁）干校时，一定到他汉口的家中吃饭。不消说，卡片也买了，家中吃饭也实现了。江轮八点靠岸，马上找到他家，阔别重逢，说不完的话。他发妻王梅彩我才第一次见，但已是十足的老婆婆了，她做的好菜，就主客仨享用。直到下午四点，方才告辞。他主要告诉我，由于毛主席63年看《李》[即《李自成》]后，说过应让他写下去，写完，所以文革中受到保护。并且把《李》的三四部腹稿说了一通；完成了《李》，准备写太平天国，也是几百万字的特大长篇，明确说，“要创出一个世界记录”。这话，由他嘴里出来，到我耳朵进去，是颇有意味的。但我衷心祝他成功，提醒说，我唯一的耽心是怕书出不来，不让出，尤其是怕你的本家那一伙作对，不让你出书（姚文元58年曾在解放报[指《解放日报》]上发文章，大批“右派”姚雪垠以显其“左”）。接着便议论后来成为四人帮的三位。他说出版是一大问题，问我，徐光霄（戈茅）算不算文化部，可不可以找？我说是，可以找。

          后来的事实是他干脆给毛主席上书了，这当然正确。毛说“赞成出版”，让张春桥办。张让负责出版局的徐光霄落实。于是文学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争夺出版权，姚则因《李》原由青年出的，仍归青年。青年仍把他请到北京。他的上书对活跃当时的文艺界也有客观积极意义（倘毛不“赞成”，自然就不妙了），而他本人则未免得意过分。在由武汉进京的火车里，他大肆自吹，赋诗几首，到京后就给克家看了，克家既贺之，又劝其冷静，他却傲慢不可一世，满话到处讲，老朋友倘非权势人物，就不屑一顾了。那几首诗，文艺界人们颇有摇头者。我也觉得大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慨。所以，《文艺研究》的（封）凤子要我同去看望，我敬谢不敏，但凤子再三要求，说是重庆以来几十年未见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我乃不得不奉陪。到那，他开门一看，矮老太背后站着我，故作惊讶“你几时到北京的呀，不在上海养病啦？”其实他早知我常到克家处作客，克家曾主张仨人在他家吃饭吹牛，他说太忙了，以后再说罢。不只对我说假话，也对另一些人，名人耍小聪明，不实，总之是人不可以青云直上，直上了就会变态。

       78或79年，他对臧克家的干校诗集《忆向阳》发起突然袭击，上纲上线，为突出自己不可一世之功，完全丢掉了起码的交友之道。我忍不住，写了一篇批评文字，并结合他对另一位朋友徐迟的无端攻击，稍稍数落几句，虽仍留情，他已受不了了。在北京对不只一人云，因为他没有送给我《李自成》，所以我才攻击他。——夫复何言！

        既如此，彼我之间的友谊也就非打句号不可了。

       他从前的信件早已散失，现存的大约只有我干校后期一封，还有一张半身艺术照片，神采奕奕，是因我给他买了卡片寄去，回信寄来的“留念”。（其实49年在工厂时拍的照片普通得多，也自然得多。我还保留着。）

       《长夜》是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在四川动笔，翌年完成于上海，曾有一部分在《联合晚报》上连载，我偶尔看过一点。直到49年他送我一本，才窥全豹。看得很过瘾。当夜读讫，第二天便请教。他告诉我书中菊生即他本人；并从此开始，分几次对我叙述了他的全部经历。当时，我书柜里已有48年香港出版的、邵荃麟主编的、有乔木（冠华）等人撰文的不定期刊《人民与文艺》两册，其中一册有胡绳的文章《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青生你说好像当时或稍后文坛对他有批评，恐怕就是《长夜》出书两年多后的香港的胡绳此文）。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一书，曾与艾思奇《大众哲学》一道打动过桂林少年我的心，很钦佩，所以48--49年看了他的评姚文，便全部“吃进”了。又所以拜读了姚赠的《长夜》，就问他对胡文如何看。他则说，“见仁见智罢”，不正面回答。

       据我的记忆，胡绳除较多地肯定《差半车》外，对姚的几部长篇贬多褒少。关于《春暖》则因曾鼓励支持姚去创作，并在彼主编的刊物上连载过，所以在48年的该文中有自我批评，像一个党员，引我起敬（后来当社科院长，过左，不那么可敬了）。胡文认为《长夜》没有写出农村必然崩溃的历史原因（背景），还批评了姚对土匪动辄杀人的欣赏性的描写。（《长夜》新版是否改过，改得怎样，我不了解。但我赞同胡观点。姚的特点之一是不爱听批评。战时他与“胡风派”对立，一个因素是人家批评中指出《牛全德与红萝卜》有色情描写——是事实，虽较轻度，可以不提——他就不能容忍，四十年后还大叫人家给他扣过“色情文学”的帽子，过甚其词。实际上就在《长夜》中，写土匪在青天白日下破了寨子公然强奸妇女时，他陶菊生上去帮着推土匪的臀部，也是明显欣赏的笔法。）

        对《长夜》有无其他评论，我不知。如果你能借到48--49年香港的《人民与文艺》（似乎还有“文艺丛刊”一类的另一种版本，廿四开本，普通杂志厚度），看一下当年的胡文，必受启发。

      《记卢镕轩》大约只两、三万字，是传记，或传记文学，卢是姚故乡一位颇有成就而默默无闻的发明家。他为之作小传，当然是好事。但我已记不清《卢》与《长》是否同时期之作，倘是，当然应该一提。你且找本书来读罢。

        49年在我们厂的工作组时期，他写过解放初的第一个短篇，《因为我也是工人》，发表于廿四开本的《小说》期刊，忘了是靳以还是谁编的了。这篇小说是根据一位纺织女工的真实事迹，经他访问有关人以后写的，构思时也和我议论过。但写成后让我提意见，我却只说“总归不大像工人”。他因为难以改“像”，就送去发了。如果是“十·一”建国之前，也可列为筛选对象。

      51年他回河南土改返沪，送我一本列入“河南人民文艺从书”的小册子《突围记》，写八路军游击部队一排干部的事迹，数千字。连同上述那个短篇，大约就是他打成右派前公开发表了的全部创作了。

       老姚是既有横溢的才华，又有扎实的学问的小说家。这类作家不多，很可贵，惜乎过份狂妄，“目空一切”一语用之于彼，恰如其份。为什么《李自成》在艺术上走下坡路？当然他可不那末正视现实。

      他自撰的回忆文章，和包括张葆华（在《文艺报》待过，文革前安排走了，77年我和凤子访姚时，张即将充任姚的秘书）等撰姚的传略之类，似乎都有与真实经历不符处。例如，“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其实是50—51年才进该校任教。是在我厂的后期，他通过历史系主任吴泽的介绍，才去大夏任教。话都是当时他本人告诉我，并有行动为证的。解放后与“抗战胜利后”相差好几年，何况50年呢。这么一来，许多事实就勾销了。46年抵沪，潦倒，文学上没什么新作，知名度低，生活上不大好过，政治上停滞乃至于后退（他是抗战初入党，因不服从分配，即发表《差半车麦秸》后在武汉名声大噪而翘了尾巴，才脱党的。49年我问他组织问题怎么不解决，他说现在刚解放，追求“组织”不大好。因此，直至七十年代末到京后才解决，那时仍算武汉作协的人）。当然，抗战时期，他的文名不及臧克家的诗名响亮，但解放战争后期，党把一批批进步文化人由沪护送港送往北平参加新政协，有臧而无他。重要一条是要防着他，认为他与某些政治面目不好的人混在一起，甚至参与“假党”的活动（这是长宁区委组织部长提醒我注意的，我则仍同他交往但不提这类问题）。57年打成右派，有一条说是解放前夕冒充华东局什么的，即此也。

       好在你写文学史，与狭义的政治无关，不去管什么个人经历，和政治上的真假。

       好了，应该“带住”了。居然无轨电车开了七张信纸，废话太长，有启发作用的太少。实在抱歉。

      但就我自己言，倒也不失其为一番怀旧。我的小说，主旨即是怀旧，即使能够写出，写完，也只会写到抗战胜利的重庆，主人公十八岁半。其后不予考虑。因此有关老姚的我的怀旧，这回却是一个机会。

       贱躯仍可，赞成你说到力争长寿为首务，而文事置于余力范围。反正，写了好几年下来，倒也不那末性急了，简言之，怀旧自娱也。听信标语、口号者越来越少固好，但标准口号似乎又起了高潮，又有啥好？难道也仅仅是“自娱”么？

       再会，祝

全家健康快乐！

                                                                                正一　97，10，15—17

此信写成王大娘裹足，歉然。但也只好这样了。10月18又及

刻划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老姚的特长，《长夜》中土匪的一些人就是农民，当然落后。知识分子则《春暖》中有一批。其实《李自成》中的高夫人和她的两位女亲兵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