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怀念的老丰是丰一吟先生，她是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的前辈同事。和丰一吟先生交往初期，我称她“丰先生”，不久，由于我们交往大多离不开谈她的父亲丰子恺先生，而我讲到丰子恺先生时也称“丰先生”，因此，有一天她郑重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叫我丰先生，就叫我丰一吟。我最喜欢别人叫我丰一吟。”我说那怎么行，您是前辈，直呼尊姓大名，我不是太没规矩了？！她说，“那你就叫我老丰。”从此以后我便改称她“老丰”。在这里我还想以“老丰”指代丰一吟先生，为尊重她的意愿，也为我自己仿佛还在与她生前那样交谈。

       老丰在我稍后调到文学所工作。她进所初期，我们没有交往，一则她与我不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她在外国文学研究室，我在现代文学研究室；二则她年长我二十多岁，我们算作两代人。我和老丰的最初交往，始于在她家里的一次聚会。

        1980年夏秋之际，香港学者卢玮銮到上海看望她，返港前希望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行见见面，互通学术信息，她请老丰代为安排。老丰起初希望将这一交流活动安排在社科院文学所进行，报告文学所办公室，负责人说，文学所要接待香港学者访问须报经院外事处批准，按照通常惯例，文学所报告院外事处，外事处再转报上级机构，一套程序走下来，就算批准了至少也需一周时间，卢先生已经订好几天后回香港的飞机票。得知如此情况，老丰当即决定将这次交流活动安排在她的家里，我听见她对当时的现代室负责人洪荒先生说，“我在自己家会客，总不要社科院外事处批准了吧。”洪荒先生也有魄力，立刻同意，于是就有了随后的丰寓佳会。此前，我只是在文学所全所学习或会议时见到老丰，看她总是和研究英美文学的沈小娴先生并肩坐在会场角落，两人偶尔交头接耳低语，却从不公开发言。没想到老丰平时在所里寡言少语、与世无争，临难处事竟然这么豪爽果断，敢于担当，立时令我对她心生敬意。几天后，我随现代室的几位同事走进老丰的家。那时，她的家还住在徐家汇万体馆西侧的漕溪北路一幢高层楼房里。此处寓所面积不大，是两室一厅还是三室一厅现在记不清了，但室内布置得井井有条，一列书橱顶端放置的佛像，使得整洁朴素的室容平添庄重、静穆。除了社科院文学所人员之外，参加聚会的还有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唐金海和上海图书馆的肖斌如先生。老丰热情介绍各位来客，恰到好处地把控聚会的起承转合，使起初有些拘谨的场面，很快就洋溢欢声笑语，主人准备的茶点，水果，也为简朴、热烈的聚会添加了温馨甜蜜。事后，有同事打趣说，我们现代室成立后的最初“涉外”学术活动，是由外国文学室丰一吟组织操办的。

        这里顺便再说一事：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联合在上海举办“中华文学史料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除了一般的学术意义，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它是1949年以后在大陆召开的第一次有大陆、香港和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从1985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时虽然台湾刚刚宣布“解禁”，允许人员往来大陆，但海峡两岸尚未恢复直航、通邮，大陆学术界和台湾学术界彼此没有直接联系，为这次会议沟通两岸学者联系的是香港的卢玮銮先生。具体说，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胡从经先生（他是会议的主要筹办人），与卢先生联系，由卢先生转告台湾方面的相关学者，然后将台湾学者的种种情况转告胡先生，胡先生再报告决策领导等等，几经周折，最终方有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卢玮銮先生在当时堪称连接两岸学者的一座桥梁。而胡从经先生与卢先生的初识，正得益于1980年在老丰家里的那次聚会。，

       １９８5年9月，“缘缘堂“重建工程在桐乡石门镇竣工，老丰邀请文学所全体同事前往参观。“缘缘堂”是丰子恺先生的故居，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毁。丰子恺先生是桐乡石门镇的骄傲，经当地政府和丰家子女携手努力， “缘缘堂”得以旧址重建。竣工典礼朴实隆重，大半个石门镇彩旗飘扬，这天，老丰全程陪同文学所参访团队，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时而为大家讲解，时而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说话比平时多了，脸上的笑容也比往常更灿烂。后来和老丰交往多了才知道，重建“缘缘堂”不过是丰家子女为纪念丰子恺先生所做努力的开始。老丰退休之后，几乎将自己的精力全都倾注于搜集、整理丰子恺先生的著述上，倾注于推动对丰子恺先生的纪念与弘扬。如今的“缘缘堂”，不仅是纪念丰子恺先生的处所，还成为研究丰子恺先生的重要基地。丰子恺先生的著述文集、漫画全集等次第编辑出版，丰子恺先生的传记也先后问世，这里面固然有其他家人和一批景仰丰子恺先生情操与艺术者的共同努力，但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老丰。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艺术家，如果说，所有杰出艺术家都追求和彰显真善美的话，那么，丰子恺先生与我国现代其他杰出艺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依托“美”和“真”，更凸出对于“善”的维护和弘扬。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谁都不难看到，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和谐相处，是人类繁衍、促进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道。而推崇暴力征伐，念念不忘你死我活、剪除异己的斗争，动辄刀枪相向，口诛笔伐，对任何民族均非幸事。丰子恺先生毕生呼吁和传扬以善良待人处世的理念，他的美术和文学作品，他的处世及文艺思想，无不闪耀鲜明浓郁的崇善光芒，难能可贵，值得尊敬。而劝善、行善、积善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一部分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丰和他的家人，倾力收集、整理，出版丰子恺先生的文艺作品，固然是子女对父亲的深情纪念，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一部分美好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我的工作以研究1919年至1949年间的上海文学历史为主，进行这一工作使我不得不常年浸身于图书馆，埋首检阅各种老旧报刊杂志。在此期间，只要看到丰子恺先生的一些作品或有关丰先生的讯息，我会抄录或告诉老丰，她都认真对待，表示感谢。但对我提供的讯息或抄件，她总是说“这个我知道”或“这个我有了”，由此可见她为收集整理丰子恺先生物品所做工作的广泛细致和卓有成效，也使得我对她所能提供的实际帮助微不足道。

        但老丰给予我的帮助却不少。1980年代中期，她知道我在研究中国早期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活动历史后，便将香港出版的的叶灵凤《晚晴杂记》送给我，说自己“放着用处不大”，送给我是“物尽其用”。叶灵凤是“创造社”后期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的这本书里有对于当年文学活动的回忆文章。现在阅读这本书易如反掌，在当时并非易事，《晚晴杂记》属于“港台书”，需要有单位介绍信才能被图书馆允许阅读。仅此一端，足见老丰相助的可贵。何况，当时老丰已年过半百，学有所成，而我只是刚刚涉足学术研究领域的后进新徒，她对我的帮助就为帮助，别无所图。1990年代中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邀我帮助编一套“文坛漫忆丛书”。我想到丰子恺先生，以为丰子恺先生参与的“白马湖”、“立达学园”作家群的作品，具有独特艺术和历史价值，希望将丰子恺先生的相关文字辑为一书。我将想法商请老丰，获得支持。然而，她拒绝在出版合同上签名，说，已经与别的出版社签过出版父亲作品的合同，怕别人说我违约；但你们编的这本书，有特色，有价值，出版后我不会和你们打官司，放心好了。这样就有了《文缘画缘》一书。后来，我需要丰子恺先生著作的书影或丰子恺先生的版权印章图像，她都不厌其烦提供援助，先是自己帮我拍成照片，后来准备好我需要的书籍，让我到她家中自己拍摄。她说，“我帮你拍，是想为你节省时间，免得你多跑路；你不满意，干脆你自己拍，拍到你满意为止。”2009年底，我和几位同事编著的《画说上海文学》出版，书中有一篇文字介绍丰子恺先生的文学代表作，配发的相关书影就摄于老丰在斜土路的寓所，因此给她寄去一本，借以汇报使用情况，也表示感谢。没几天她将赠书退还给我，并附信如下：

               陈青生同志：

        你看见我把你寄我的书寄还你，一定感到惊讶。

       是这样的：我已把写我父亲的那篇复印出。也粗粗看了其他的篇幅。只因我年事已高，除了“丰研”外，再也没有         精力旁及其他项目。因此，不打算就此书的内容再作其他研究。而此书价格昂贵，你一本本送人，自己一定很           需要，所以我把它寄还你，完全从实惠的角度出发，请了解我这番心意，别误会为我不喜欢你的书。

        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请收下吧！祝

         冬安！

                                                                             丰一吟 草草 2009·11.13

助人为乐，不图回报，且总是为他人着想，这是老丰处世待人的一贯操守。

       1983年和1999年，老丰先后出版了《丰子恺传》、《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都惠赠给我。2009年初，我又得到老丰寄赠两本新著，一本是《我和爸爸丰子恺》，另一本是《天与我相当厚》。前者是老丰对于父亲往事的记录，其中增补了不少先前所写丰子恺先生传记的遗漏内容；后者记录的是老丰自己的一些往事，以及一些与丰子恺先生有关的人和事。两部著作的文笔，一如既往的朴实清醇，流畅温婉。在《我和爸爸丰子恺》的《序言》中，老丰说，相比此前为父亲所写的传记，这本更是“畅所欲言”，“一定要把自己记得的事一点不漏地写下来”，特别是丰子恺先生晚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一些事，要让后人知道丰子恺先生真实完整的人生经历。然而，凡事未能尽如人意。出版的《我和爸爸丰子恺》还是缺失了一些重要史事。老丰随书附寄了用A4纸打印的四页八面文字，并在这些文字中分别注明，它们是书中哪页章节或段落失缺的内容。老丰的这个补充，从小处说，是为了维护丰子恺先生不带虚假的真实遭遇，为了履行她在书的序言中许下的诺言；从大处说，正如一滴水珠可以反映大海一样，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民族有过的一段真实经历。这几页纸的区区小事，让我看到老丰维护“真”的执着，还有她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坚定。

       我临近退休时到老丰家看过她一次。那时，她已经八十岁，午间一起从她家出来，过马路时我要搀扶她，她拒绝了，坚持自己过，说：“我还没老到要人扶的程度”。凡事亲力亲为，不愿麻烦别人，这也是老丰的习惯。

       知道老丰一向很忙，我也不擅于交际，故而我和老丰的交往并不多，远远算不上密切。我们基本上是“无事不联系，有事才来往”，即使有事来往时，也是见面就言事，事毕就分手。和老丰的交往中，我觉得她律己严而待人真诚宽厚，办事认真果断，言谈直率简明，生活简朴又以助人为乐，处世不卑不亢、不骄不谄。丰子恺先生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老丰为父亲的成绩德行骄傲自豪，以父亲做自己的学习榜样，努力效法遵从，却从不以父亲的声望自抬身价，用父亲的光彩自炫自耀。老丰具有真正的端庄典雅风范气度，这与她一生浸淫诗书熏陶，几度遭遇坎坷劫难，惯看秋月春风，遍尝甜酸苦辣的自身经历有关，也与丰家崇尚护生博爱、勤勉谦和、不畏邪恶、不媚权贵等等优良品格的家教、家风有关。老丰容人亲近，给人信任，令人尊敬。

        我退休后迁居浦东乡间，再没见过老丰。2012年初，我意外收到老丰的邮件，打开一看，是老丰的一幅书法作品和一页纸，纸上无抬头、落款，仅寥寥数字——“写坏的，你如不弃，请存念”。老丰的书画，风格秉承丰子恺先生，形似神似几可乱真，久已享誉世间。我与老丰交往三十余年，她曾和我谈过出售书画作品的事，也告诉我可以到她的画廊找她，但我从未开口索求老丰的书画。不是我不喜欢她的书画，是我知道她出售书画作品是为筹集纪念丰子恺先生的活动经费，或者为捐助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我自忖情份远不够张口索求的程度。能得到不期而至的老丰墨宝，我喜出望外，当即致信老丰表示感谢。所谓“写坏的”，是她的自谦之词，如果真是那样，她不会在字幅左下角端正钤盖“一吟八十后作”之章，更不会赠与他人。她以墨宝相赠予人，除了自谦，还对受赠者说“请存念”——老丰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我再次告诉老丰，我会珍存她的书法作品，连同她留给我的所有温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