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陶亢德先生写有回忆录，在距今四十年前。

       1981年前后，我着手从抗战时期报刊杂志上收集其中刊载的与“孤岛”上海有关的作家书信工作。到1983年初，这项工作大体完成，便逐步转为访问或致函有关作家或报刊编者，向他们了解有些书信在报刊登载时被删节的文字，以及当事人一看即知而外人不甚其详的人物或事件。因为在1940年初接连两期《宇宙风·乙刊》中，分别刊载了郁达夫、老舍致陶亢德的信，其中一信中有文字删节，另一封信中有人物需要确认，于是，在1983年1月的一个下午，按照得知的住址，我拜访了陶先生。

       陶先生的家在胶州路一条弄堂楼舍的三层。时隔四十年，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陶先生消瘦衰弱，病卧在床，倚靠在床头上为我解疑释惑。现在翻查《“孤岛”作家书信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文学研究中心2006年内部资料），其中1939年11月17日郁达夫致陶亢德信中一段省略号的注释为“由《宇宙风·乙刊》编者所删”，1939年12月31日老舍致陶亢德信中“向兄”的注释为“即王向辰”，均得于陶先生亲口所告。这天还见到陶夫人，她个子不高，清癯干练，不时为陶先生送药端水，又管迎来送往。我还问起与《宇宙风·乙刊》有关的事，陶先生说，他可以帮我介绍一位朋友，但先要征得这位朋友的同意；如果这位朋友同意，你尽可向他请教。看到陶先生病体虚弱，我没有多留，很快就告辞了。

        此后没几天的1月27日，我接到陶先生的信。陶先生在信中说：“承枉访甚感幸！妄言废话，必甚可笑”：还说“××处已去信，告以若愿意，径函足下” 。出于谨慎，也可见陶先生对朋友的尊重，他在信中没有直接写出友人姓名，而以“××”代之。1月28日我接到周劭先生的信，说：“顷接陶亢德君来信，知您要打听柳存仁致某某信一事，宇乙虽由我编辑，至今已四十余年，不能记忆，倘您能携同该刊惠临，当可告知。若无该刊，倘示其详，或亦可回忆。”信中还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陶先生比我年长四十多岁，与我素昧平生，而给我的援助这么快捷有效，让我意外，也非常感动。

       周劭先生此前来过几次文学所，参加“孤岛”文学史料征集会议，我们已经相识，经过陶先生的介绍，我向周先生请教遂更加方便。后来见到周先生，他告诉我，陶先生保存了老舍《骆驼祥子》的手稿，还在撰写回忆录。这年6月下旬，我又接到周先生的信，告诉我陶先生“已于五月廿三日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他写有半部回忆录，都是文坛秘闻，惜无处发表”。我闻讯致信请周先生向陶先生家人转达哀悼，随即再次得到周先生复函，说：“您如有便，去看看陶夫人也好，她虽然是荆钗布裙、贤妻良母型人物，但学问非常之好，称之为才女无愧。尤其熟于近代文坛掌故，有许多您所不知的事，可请教她。”我自忖与陶先生无多交往，又是才疏学浅的晚辈，就没去看望陶夫人，也丧失了宝贵的聆教机会。

        得知陶先生写有回忆录后，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同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工作或从事出版事业的好几位前辈或同辈师友说到过这件事，几乎一致的反应是“恐怕难以出版”。至于个中原因，自然是作者在上海被侵华日军占领时期曾经“落水”，属于“汉奸文人”。又问，即使“汉奸文人”，如果回忆录内容确实有价值，也不能出版吗？闻答是“也难”。

        前些年，有幸结识几位从事出版编辑工作的年轻人，从他们那里，感受到新的气息和作为。其中一位几年前寄赠我一套《陶亢德文存》，它由编者历经多年翻寻陈旧报刊，细心搜集整理作者文章汇辑而成。他们与时下不少尽力收罗民国书刊的书商不同，书商看重的是民国书刊的增值价值，他们是一批真正热爱传承民国时期中华文化的接棒人。在我电话致谢时，又说到陶先生写有回忆录事，得知此书也在筹划出版，尽管遇到一些坎坷，但家属和友人仍在努力，还有希望。作为一介闲居乡间的老夫，无职无权、无才无能，对待此事也如同对待所有事一样，只能怀揣梦想，做无待之待。

        想不到，好事真从天降。疫情封控间隙，得到宋希於先生惠寄的《陶庵回想录》，书的装帧首先令眼前一亮，然后立即翻阅作者有关如何接管太平书局的章节，因为这涉及他在上海沦陷期间“落水”原因和经过，是我最想知道的。再之后，在这个上海有气象记录史以来难得一遇的酷暑日子里，利用接送、陪护外孙女参加各种不输在起跑线活动的间隙，从头到尾通读全书，历时两个月多。书里的内容确如当年周劭先生所言，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连带作者的编辑理念与方法等等，都具有参考价值；就是他对于几位文坛人物的评价，作为一家之言，也不妨兼听，——尽管我未必全部赞同。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存亡危机关头，被迫奋起抵抗。在抗日战争中，助纣为虐的汉奸自是民族公敌。在沦陷时期的上海，确实有一批文人有过不光彩的表演，回顾那段历史，不能回避这一点。然而，由于历史的波谲云诡和社会的错综复杂，作为后人，认定历史人物是否“汉奸”，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事；一定要有充足证据，无比小心谨慎，既要对历史也要对当事人负责。在此方面，我有沉痛教训。1980年代初期，我撰写了《“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一文（载《电影艺术》1981年第8期），依靠当时看到的资料和他人评论，对于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先是拒绝日方拉拢，在日军占领整个上海后，则接受日方邀请，出面担任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事，说他“堕落为汉奸。以钱为重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终于趋利忘义，变成了认贼作父的人”。1987年以后，海峡两岸恢复三通，我看到一本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电影史》，其中讲到张善琨当时留在上海，出任“中影”要职，系得到国民政府特殊机构授意负有从事地下工作使命。这就不是汉奸的认贼作父行为了。对妄言错误，我感到愧疚，对张先生深怀歉意，引为教训。

        后来撰写《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涉及到相关作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和表现，如何评说一些作家的“落水”现象，是更须小心谨慎的事。我的前辈同事包子衍先生，曾经采访过长期在上海从事情报搜集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袁殊，有他自述生平经历的录音带十几盘，包先生让我全部听过。袁殊谈到抗战时期在上海的经历中，说汪伪特工首脑李士群（早年曾加入共产党）问过他“能不能找到老朋友”；说潘汉年当时到上海，李士群知道，甚至为潘安排住处；说在他居住的岩井公馆内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置过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等等。于此足见政治斗争复杂性之一斑。袁殊和他领导的《新中国报》、《杂志》等，是当时上海人所共知、人所公认的汉奸与汉奸报刊，但多少人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和那几份报刊的真实情况？就是在“汉奸文人”中，“落水”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利欲熏心、认贼作父的；有经不起威逼利诱、腼颜事敌的；也有走投无路、忍辱偷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更不说还有精心装扮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了。对于当时作家的生活，文坛的活动，作品的内容等等，我尽可能多方面搜寻资料，越是涉及“汉奸文人”、“汉奸文学”问题，越是小心慎重落笔。那时，我常常会想：“如果是你，当时会怎么办？”对涉及到“汉奸文人”“汉奸文学”的定性，我尽量列举史料和历史评价客观介绍情况，尽量自己不做结论。这样想，这样做，就是唯恐笔伤无辜。但即便如此，由于学识所限和其他缘故，恐怕还会难免言辞失当或失度。如果因此我伤害到别人，借此致歉。

       陶先生参与太平书局的事，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编》中，没有回避，战后他被国民政府法院以“汉奸文人”判刑也有交代。不过，陶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留居上海并介入太平书局的原委，我是读过《陶庵回想录》才知道的。1983年拜访陶先生时，我还没有研究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历史的打算，那时也就没有当面问过陶先生这类问题。对于陶先生在回想录中有关滞沪和加入太平书局原因的自述，我相信是真实的；对于他“为了九口人吃饭”而误入歧途，也予以理解。陶先生说到太平书局有日军背景，尽管他当初并不了解内情，但一旦涉足其中，也就导致陶先生作为书局主事者在战后被中国政府追究。陶先生以“汉奸文人”获罪，这也可算一种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吧。

        在回想录中陶先生还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在汪伪政权中担任有一定职务。我也看到过由周佛海签署的相关委任状影印件。然而这位朋友战后居然太平无事，弃文从商，还能出庭为被审“汉奸文人”辩护。这类事件至少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惩办汉奸的敷衍潦草，或者就是看人下菜、按需择人定罪，这就将本应正义威严的国家法律当成随意捏弄的橡皮泥了。

        阅读《陶庵回想录》，除了其中的种种文坛史料及趣闻轶事，我更关注的，还是作者的命运和他对待所处境遇的态度。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读后感，就是“心情沉重”。

        陶先生不是政治人物，他一生的兴趣与志向，就是读书、编刊、著译、出书。尽管出身贫寒，但依靠勤奋用心的自学，终有所成。1930年代，得到邹韬奋先生的赏识和提携，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展现了编辑刊物的出色才华，造就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广大的特色刊物，也达到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抗战时期，一步不慎，使他跌落泥潭蒙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咎由自取”。再后来，他想重新奋起，却不由自主，先被追加为“右派分子”，又被增补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发配荒山野岭劳改，失去工作，有家难回，凄惶度日。谁都知道，他后半生的苦难经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受“汉奸文人”历史旧账的牵累，是无罪得咎，为此他说自己是“忍辱偷生”。河清海晏，他的冤假错案幸获“平反”，而他的人生也如日薄西山，行将落幕。

        在“忍辱偷生”的岁月里，陶先生坚持翻译外文书籍，而选书严格则显现他“窃取普罗米修斯之火”的良苦用心。他极为反感靠“走后门”取得发表、出版译著的机会，一如他毕生不屑于攀附权贵，越是在境遇困苦的时候，越是耿直地恪守这样的品格。他的勉力译著，与其说是为了换取稿费缓解一些生活困窘，不如说是为了坚持自己一生的志向。而临终前留下的《陶庵回想录》，恰如他人生的残照余晖，把最后的光留给人间。

        柳雨生先生是陶先生熟识的朋友，由于沦陷时期的表现，也是闻名一时的“汉奸文人”，战后被国民政府判刑收监。出狱后他先到香港，再赴澳大利亚，得入高校任教，终成著名学者柳存仁，回国讲学，备受礼遇，此间一家出版社还请他授权为他出版文集。

        对比陶、柳二人各自后半生的不同境遇和情况，堪比天壤，这就是阅读《陶庵回想录》之后使我心情沉重的原因。

        人类社会历史总是在坎坷曲折中前进。每个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都经历那个阶段的风霜雨雪、日暖夜寒。陶先生自不例外。《陶庵回想录》记录了陶先生一己与家庭的一些经历，也保存了一段中国历史有血有肉的鲜活场景。借用一位我尊敬的作家所说，“书籍的命运，常常是测验社会文明的标尺”。《陶庵回想录》能够出版，说明历史毕竟在进步。《陶庵回想录》能够出版，还在于它值得阅读。

                                                                                                                      202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