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试点研究生”经历

我的“试点研究生”经历

1976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冶金基建单位工作，先在机械运输队学习修理汽车，不久调到单位办公室当秘书。我的工作，主要是到单位的基层施工队或工地了解情况，写工作简报，有时也随单位领导到工业局机关开会、记录会议内容等等。有一天，单位组织人事科科长告诉我，今年选送上大学的指标下来了，问我想不想去上大学，我立刻回答“想”。她又说指标有三人、三个专业，一个是交通大学的起重运输专业，一个是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还有一个是中文专业，学校未定；问我想上哪个专业。我回答上中文专业。

我是六七届初中学生，学校是上海的一所区重点学校，但那时我对学习并不努力，被动应付超过主动求学，各门学习成绩一般。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对整个国家缺吃少穿有强烈的感受，加上学校老师讲过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改良物种的事迹，比较喜欢生物课，担任过生物课代表，有过将来当生物学家，也改良物种，增加农民收成的幻想。我生长在海军军人家庭，知道美国、苏联的军舰都比中国的先进和强大，美帝、苏修是中国的敌人，要战胜他们，中国海军也要有好的军舰，故而也有过将来当舰船工程师的幻想。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爱读散文、诗歌超过小说，作文有过偶尔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的荣幸，但我从未有过当作家的奢望。现在有机会上大学了，为什么选择中文专业呢？这与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有关。

“文革”前的教育，在我的人生思想构成中留下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合理的社会，人类将来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是中国近代总被外国列强任意欺侮，中国应该振兴强盛。我曾经相信，中国当代社会发生的所有运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然而，亲身经过了“文革”，特别在进工厂当过工人，又在部队当兵服役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马列主义学理了解的增多，尤其是当兵期间更多了解了中国农村的情况，社会阅历的增加，使我对人生社会、革命事业和自己的工作选择，有了许多思索和变换。其中之一，是当时我对那时报刊广播上时常可见的假话、谎话强烈厌恶，例如，明明社会物质供应匮乏，老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舆论却说“工农业生产又夺取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物资供应丰富”，“神州处处莺歌燕舞”；明明许多干部、群众拥护邓小平的“整顿”，舆论却说“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走资派还在走”等等；——我当时天真地认为，这种舆论的假话、谎话现象，主要是一批写文章的人、办报刊的人，不了解社会真相，或不敢写社会真相。我希望自己要写、敢写反映社会真相的文章，便于国家领导人和广大群众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前进。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又自知缺乏写作知识与才能，而进入中文系学习，是补充写作知识、提高写作才能的最好途径。这便是我当时选择中文专业的主要缘由。后来真的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才知道自己当时想法的天真和幼稚。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研究者的经济收入相当低微，“臭老九”换成“穷老九”，许多知道我有过可以选择专业机遇的人，都惋惜我没有选择现在能挣大钱的交大、同济的专业；我也一度不免感叹，说这是为自己的青年幼稚和热情付出的代价。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和江青集团的覆灭，原定1976年秋季的入学，推迟半年。1977年春节过后，我成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市试点研究生班”的一员。那时的“上海师范大学”是为了适应“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由早先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合并而成，教学区域主要在原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校区，中文系在地处上海南部市郊结合部的桂林路原上海师院校区。所谓“试点研究生班”，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恢复办大学后，作为“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一项“新生事物”。七十年代初期恢复办大学，几年之后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不仅要培养本科大学生，还要培养研究生。为了探索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方法，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上海率先在1975年设立了“试点研究生班”。据我所知，这样的“试点研究生班”，似乎只在当时上海的两所大学中文系存在：上海师范大学有，复旦大学也有。“试点研究生班”的学生，有在校学习三年后经推荐继续深造的“工农兵大学生”，有直接由上海市各机关单位推荐的。我所在的“试点研究生班”，共有六人，四人是学过三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留校深造的，我和另一位则由“工农兵”直接“研袍”加身。六人分为两组，每组三人；一组的专业方向是“文艺理论”，另一组是“鲁迅研究”。我在“鲁迅研究”组。

我在中学时学习不用功，但经过“文革”起初一、二年的胡闹，却特别渴望读书了。产生这个转变的原因很多，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当过学校的“逍遥派”和工厂的学徒工之后，我又成为一名军人。在部队的几年时间里，除了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通读过几遍四卷《毛选》，还认真阅读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一些文学、历史名著与非名著，这些阅读后来在我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中都发挥了当时未曾想到的作用。1973年鲁迅作品被允许重新出版后，在部队驻防的辟远西南小城的唯一新华书店里，我陆续买到十几本，鲁迅的学识、文笔和爱憎等等，都深深吸引着我，我对鲁迅作品的喜爱占据当时看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之首。我也喜欢哲学，那时为批驳时兴一时的口号“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还尝试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先后投寄几家报刊，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成为学校考核我的笔试依据。我被提名推荐上大学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单位外一处施工工地搜集情况，中午接到通知要我赶回机关，说学校来人下午对我面试。面试的老师问过我的简要经历后，提问最多的就是关于鲁迅和鲁迅作品的问题。先前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帮了我的大忙，考试结束时老师面带笑容地对我说，“你等入学通知吧”。入学后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叫汤逸宗，是当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我渴望能上大学，却从未想过跨过本科阶段直接成为研究生。为什么能成为“试点研究生”？我曾问过我的顶头上司——单位办公室主任，他说，是局里根据学校的要求和个人的情况，在所有被推荐人中挑选确定的。其实我心里真正向往的倒是读本科，这样可以在大学多待几年，扎扎实实地学习知识。如今木已成舟，我无力改变既成事实，于是成了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研究鲁迅”也是到学校后才知道的，这恰是我的喜爱，也是与早先一段经历冥冥中的巧合。

我不了解“文革”前中国大学里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就我们当时的“试点研究生班”而言，编制属于学生，但所有活动和管理又归属于教师，主要参加教研室活动，和老师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可以参加教学业务讨论，用餐在教工食堂。住宿虽然仍在学生宿舍，但不像一般的“工农兵大学生”那样五、六人一间，而是三人一间，每人一床一桌。床是有上、下铺的双人床，下铺睡觉，上铺可以摆放学习书刊。

我们三位从事 “鲁迅研究”的研究生，最初由“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鲁迅研究小组”集体指导，随后又换过两次指导教师，最后确定的导师是邵伯周先生。在所有导师中，邵先生对研究生的指导算多的，但回想起来，如果除去教研室、或系校开会时见面，在两年多的学习时间里，他与我在一起谈专业学习或论文写作，也不过四、五次。这种情况同当时老师还没摆脱“臭老九”地位有关，同有些“工农兵大学生”不忘“上、管、改”的“使命”，在学校常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尊敬老师的行为也有关。入学初期我听过几次本科生的大课，老师上课照本宣科，按部就班，我感觉进度太慢，遂决定自学为主，听课便少了。自学习惯是在部队时养成的，我的“试点研究生”生涯，主要靠自学。

我知道自己的学识基础差，而且是全面的差。另两位已经读过三年的同学，他们可以集中精力“研究鲁迅”，而我却必须“两面作战”。一面是“研究鲁迅”，另一面是补习大学本科课程。“试点研究生班”的学制为两年，毕业须提交论文。我自己计划，第一学年以补习大学本科课程和阅读、搜集鲁迅研究资料为主，第二学年主要撰写研究生论文。第一学期我主要自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写作”等，第二学期主要自学“中国近代史”、“古代汉语”、“外国文学”等。同时，还阅读了当时上海师大图书馆存藏的所有鲁迅研究著作和论文，并重新阅读了鲁迅的全部作品。我规定自己务必在全面了解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再确定自己的研究论文题目，为此，在阅读有关鲁迅的回忆录、鲁迅研究论著、论文和鲁迅作品时，写了大量笔记。当时鲁迅研究刚成为“显学”，出版的论著、发表的论文已经不少，但远没有现在的多。否则，即使我有再大决心，恐怕也难以全部遍览。

按照常规的时间安排，要在两年时间里做这些事，俨然痴人说梦。凭籍年青人的精力充沛和当时的渴望求知，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天当两天用的作息规则：每天五点半起床，长跑四、五公里，洗漱后读外语，七点早饭，七点半至十一点半读书，十二点前后午饭，十二点至十四点午睡，十四点半至十七点半读书，十八点前后晚饭，饭后散步半小时，十九点至零点读书，经常超过零点，要到一点左右睡觉。大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如此，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因为许多节假日我不回家，尽管我的家就在上海。

读书的地方，起初白天在图书馆、资料室，晚上在自修室、宿舍走廊（超过二十二点怕影响同室同学休息）。第二学期时，学校的关系熟了，一位青年教师结婚成家，空出原先借住的学生宿舍储藏室（朝北，约一米多宽、三、四米长），我趁机占用，宿舍管理员眼开眼闭，在此读书往往超过子夜时分。这间小室夏天奇热，别说空调，连电扇都没有，经常汗流浃背，好在只我一人，干脆赤膊上阵；冬天则酷冷，须紧裹军大衣御寒，还难免手足僵冷。学校食堂晚饭后关门，校园里也没有现在那样的“点心摊”，夜间的饥饿，多靠自备的军用压缩饼干和一壶开水消解。1978年秋，我快写完论文了，新一届大学生入学后这间储藏室要做它用，我被好言逐出。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上海师大”于1978年一分为三，恢复原先的三校。“华东师大”、“上海教育学院”恢复原校名，“上海师院”延用“上海师大”校名。老师、学生也随之分解，老师基本回归原校，学生好像统归到“华东师大”。“试点研究生班”因导师均在原“上海师院”，故而留在新的“上海师大”。这时，考虑到鲁迅的中期、后期思想已有研究专著，我已确定以《论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思想意识》作为我的毕业论文。但从1978年初起，我一度改变了原定的计划，用白天的时间撰写论文，用晚上的时间开始复习数、理、化、外，准备参加年中的高考。在学校接触学者多了，逐渐知道报刊广播上的假话、谎话，主要责任并不在写的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这时，我感觉到今后的中国特别需要经济和法律，尤其是法律人才，建立法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希望报考“法律”专业。到五月间，我已能全部正确做出去年的高考试卷和一些社会上流传的模拟试卷，于是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请求允许参加这年高考的报告，请中文系领导转报学校领导。大约过了一星期，中文系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报告未获批准，我问理由，领导说，“工农兵上大学是新生事物，是一场教育革命。你提出参加高考，事实上是否定教育革命，否定文革。如果你坚持参加高考，学校只能把你作退学处理。你退学后回原单位参加高考，与我们学校无关。”在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没有发表，更没有相关的大讨论，许多思想仍禁锢在“文革”时代，“否定文革”仍是大罪名，尽管我和几位比较亲近的同学、青年教师常私下非议“文革”和相关的人物，但思想再“解放”，也远未到敢于公开否定“文革”的程度，况且“被处理退学”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件，担心原先的单位会以为我在学校犯了大错误。想来想去，只能收回报告，放弃我的参加高考梦。我为自己当时的幼稚和放弃，再次留下久长的心痛。

大概就在此后的一天清晨，我在学校一处小树林里读外语，校园里的广播喇叭传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朗读声，起初没太注意，越听越聚精会神，然后便感到震惊和极大喜悦，觉得终于有人说真话了。后来读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其中说他初听此文有精神大解放的快感。我当时对此文的理解肯定没有王先生那样的深度，但内心的快感或许相差无几。

恢复高考招生后，上海高校似乎尽力恢复“文革”以前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举办高校间学生足球联赛便是其中之一。这时，课余有时踢踢球的我，被挑选加入学校足球队。我的足球技术当然比不上专业球员，但在业余球员中还不算很差。我的位置是左前锋或中锋，曾在1978年上海高校联赛中打进将近二十个球，这年上海师大名列上海高校足球联赛第六名，是有史以来最好成绩。当年以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学生为主力的上海一医足球队，以非洲学生为主力的华东纺织学院足球队，都曾败在我们球队脚下。一次比赛中，对方一位人高马大担任后卫的非洲学生，为了盯防我累得倒地抽筋，看到他的痛苦状，我的第一反应就断定他没有每天早晨坚持长跑四、五公里。

1979年初，论文写好，老师审阅，评价说扎实且有新意，再做些修改，喜获通过。此前，中央承认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决定为蒙冤“右派”平反。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学校觉得几位“试点研究生”闲着没事儿，派我们协助审阅当年学校“反右派”的定案材料，然后写出“复审意见”。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几人天天集中到系办公室，每人面对一尺高的案卷，一件件审阅，一堆案卷看完再换一堆，几乎每件签署的“复审意见”都是“应予平反”。当年定“右派”的罪由五花八门，有农村学生将自己家乡的情况告诉同学、老师被说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有给支部书记或党员提意见被说成“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有指责驻东北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被说成“破坏中苏友谊”的，有讲过美国科技先进被说成“美化帝国主义”的，还有一位学生开玩笑说“你看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像，革命领袖的胡子一代比一代少”，居然就因此获得“恶毒攻击革命导师”的罪名成了“右派”。在这些案卷当年的“处理结果”栏内，除了“定为右派”、“定为极右”，便是“给予处分”、“监督劳动”、“勒令退学”、“送劳动改造”，看着都觉得揪心。复审“右派”案件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在“试点研究生班”心情最难言说的日子。

无独有偶，这年年初的一天晚间，我参加学校大会听完中央有关进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通报，在返回宿舍经过一个学生食堂时，里面灯火通明、音乐悠扬，学生们正兴高采烈地举行舞会，我曾经是名军人，我的一些往日战友这时正在浴血奋战，我当时的心情也特别难过。

1979年3月间，在教师食堂吃晚饭时遇到邵师母，她把我叫到僻静处悄悄对我说，学校征求邵先生对学生的分配意见，邵先生主张我留校任教，叫我有思想准备。我听后很感谢老师的好意。几天后，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校，我回答说不想留校，他问为什么，我说，我被“文革”耽误了，虽然在学校学了两年，仍觉得自己学问不够，怕留校任教误人子弟。他听后沉默了一阵，叫我再考虑考虑。第二天邵先生找我，又谈同一件事，我又向邵先生谈了我的想法，邵先生说，刚恢复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要组建文学研究所，也需要人，那里以科研为主，可以边学习边工作，新单位人事关系也不复杂，你愿意到那个单位去吗？我点点头。于是，我在这年4月走进上海社会科学院报到，并在文学研究所一直待到现在。

像“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工农兵试点研究生”也一度被视为“冒牌大学生”，在高校、在社会受到歧视，这情况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院。为了摆脱这种歧视，我除了每年尽可能多地完成科研任务，后来还不得不再次当了一回“硕士研究生”。这次的学校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而导师正是1976年到工厂面试考核我的汤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像我一样，在一生中有过两次相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经历。

“文革”和“工农兵大学生”都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那期间的荣辱贵贱、喜怒哀乐都已是过眼云烟。回想我的“工农兵试点研究生”经历，有两点至今无愧：我没有浪费两年多的时光；那段岁月奠定了我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