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贾植芳先生

                                                                                                                                                                  陈青生

       贾植芳先生辞世有十二年了，然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我与先生相处的情景，总是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在1980年。那年8月，香港学者卢玮銮先生到上海访问,她是丰一吟先生的朋友。因为卢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丰一吟先生特意安排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的几位同事，在她家里与卢先生见面。那天到丰先生家的还有上海图书馆的萧斌如先生、复旦大学的唐金海先生，再有就是贾先生。那时，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刚刚“平反”，先生恢复自由不久。这位年近古稀、身材瘦小但筋骨刚直的老人和他那一口浓郁诙谐的山西话，给这次聚会增添了许多快乐。我那时不到三十岁，是聚会人员中最年轻者，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工作，能见到久闻大名的贾先生，对我来说是意外惊喜。但自知浅陋，我不敢在众多前辈中胡言乱语，也就听多说少，尽管由于听得懂先生的乡音，临时客串过将先生所言“转换”成普通话的解说员，还是遗憾没能让先生记住我。

     1988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合作筹划、举办的“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1949年之后，有大陆、香港、台湾学者在大陆共同参与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意义非凡，影响不小，贾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是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者，迎来送往，端茶倒水，分发材料等等。这次有幸使细心的贾先生记住了我，故而他在为拙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所赐序文中，说他和我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的。

    在1988年的那次会议之后，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了。学会起初的会长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良春先生，马先生 1991年病逝，次年，贾先生接任学会会长。1992年秋，拟议多时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沪理事座谈会，将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举行，为此，上海文学所所长也是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的陈伯海先生，命我向贾先生汇报此事并听取指示。我第二天即遵命照办。这是我第一次踏进贾先生家门。向先生报告有关这次会议的设想及文学所的大致安排后，记得先生最主要的指示，是会议不应限于学会在沪理事，最好邀请其他一些对文学史料熟悉者，如范泉先生等。按照先生指示，文学所的这次会议将原先拟定的文学史料学会在沪理事“座谈会” 改为在沪理事“扩大会”。

     1993年初，史料学会拟于济南举行理事工作会，我写信报告先生。先生覆信中指示我“花些时间”多邀请一些人，说他也准备邀请几位学者，先生说：“这类从事资料性专题收辑研究工作的同志，我们应该吸收入会与参加会议，以充实和发展我们学会的实际力量，大家作些成绩出来。”在济南会议上，贾先生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件是他在会议致辞中特别强调“文学史料研究有着超乎单纯学术研究之外的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就更应从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本着对中华文化负责的态度，克服一切干扰，去从事这项严肃的工作”。另一件事是会后组织到曲阜参观，晚上当地一家企业设宴招待，邀请贾先生讲话。贾先生开口第一句话是“谢谢某某企业赏饭”，话音未落，饭厅满是掌声和笑声。接下来，贾先生说，史料工作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不容轻视，而史料工作者是人，不能不吃饭，吃了饭才能做事情，也希望各位学者在吃饭后努力工作，为祖国的文化传承多做贡献。这个讲话，除了切合晚宴的场合，还隐含了对当时知识分子待遇甚低的不满及应该改变这一状况的呼吁。贾先生话音一落，饭厅里掌声更响，甚至还有欢呼声。这件事使我领教了先生处事的机智、急智。

   1996年夏天，学会在沪理事扩大会再次在社科院文学所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贾先生，还有陈伯海、丁景唐、魏绍昌、范泉、陈子善先生，及上海师大、上海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三校中文系负责人。我保留了这次聚会的会议记录、和由我根据原始记录写成的会议记要。当时学会依托山东《作家报》主办有“中华文学史料学专页”，这次会议主要商议上海学者为此组稿、供稿事宜。范泉先生认为，稿源不愁，关键是积极组稿，他建议学会商请《作家报》每月再出一期“专页”，同时加强学会的编辑力量，除北京有同志负责编辑外，在上海也成立编辑组，明确上海编辑组的供稿数量与质量。贾先生赞同范先生建议，说学会既然冠以“中华”，要广泛吸收会员，也要尽可能扩大阵地；以往上海会员的稿件先寄北京，再转山东，费时费事也容易误事，可以由京沪分别组稿，以京为主，沪为辅，轮流编发，互通信息，协商协调，办好“专页”。有同志还建议，在学会难以举办全国活动的情况下，鉴于上海会员不少，可以酌情举办上海会员活动，主办单位一年一换，每个单位都有能力承受，活动可以持续不断，第一年就安排在复旦大学。范泉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填写了会员登记表的。在寄回登记表的附信中，范先生特意说：“多年来和植芳兄交往，觉得他是好人，待人热情诚挚，因此凡是他要我做的事，我会全力以赴。”这年底，先生动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募集资金，促成学会上海会员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与会会员兴高采烈，发言接连难止，多年之后，丁景唐先生还和我言及这次会议。遗憾的是，贾、范两位先生的建议未获采纳，对此贾先生对我明言过他的不满。不久，贾先生卸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一职，而上海会员、理事的活动也再未有所活动。

    从1993年那次会议之后，承蒙先生信得过，我成为先生与学会方面联系工作的助手。那时手机尚未普及，连电话联络也不方便，文学史料学会领导商讨工作，主要靠信函往来。贾先生收到北京方面的信函，就通知我，吩咐我将内容转告陈伯海先生，听取意见后，又让我回复北京方面。而先生与在上海的陈伯海先生、范泉先生相互联系，则经常由我传话。在先生担任会长的几年间，仅经我写给北京的工作信件即有几十封。这些信函不过是贾先生为史料学建设费心操劳、谋划运筹的一个缩影。贾先生担任会长，从不过问学会每年的活动经费有多少，从不过问活动经费的开支情况，也从未领取过一分钱报酬，完全是义务性质。上面这几件事，使我感受到先生作为学会领导对于文学史料学术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他的情操、风范与人格魅力。

     第一次登门拜访贾先生之后，我在这天的日记记下对先生的印象：“先生谦和、热诚、健谈，言辞平实、幽默。”这个印象，在以后与先生的交往中，未曾改变且逐渐加深。

     先生在学术界德高望重，却从不自炫自大，到哪里都不卑不亢，平和待人。刚协助先生工作时，我四十岁刚过，先生见到我就叫“老陈”。我听了不好意思，也感觉不妥，就对先生说：“您比我父亲的年纪还大，以后叫我名字或小陈吧，别叫我老陈。”先生听了笑着说：“好，好。哎，老陈，我这样叫习惯了，就这样吧。”于是，先生一直这样叫我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先生嗜烟好酒，尤其对卷烟，只要待在家里，几乎手指终日夹着或捏着烟卷，以至两手的食指和中指早被熏成黄褚色。先生对卷烟的优劣贵贱似乎并不讲究，只要是烟，他都可以享受。家中客厅里有先生专坐的圈椅。先生吸烟时，往往倚靠椅背，微微昂首，不动声色地吸一口，又不动声色地让烟雾从嘴里或鼻孔出来，目光里时常流露出睥睨宵小的神情。我常常觉得，这姿态看上去有些高傲，却很是符合先生轻蔑权贵、厌恶卑鄙、追求自由、崇尚正直的性格。先生告诉我，以前爱喝白酒，刚平反时，还提着一瓶白酒去施蛰存先生家里，两人对饮；后来很少喝白酒了，每天的午饭、晚饭时，喝杯葡萄酒或黄酒。先生说，有次得病去看医生，医生对我说，要戒烟戒酒，我对医生说，那让我死了算了。说完哈哈一笑。

    先生健谈，尤其是和愿意相处的人在一起时，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谈古论今，评时议政，臧否人物，有时还自我调侃，言语诙谐风趣。我喜欢听先生说话，也喜欢和先生聊天，因为从中可以长见识、得教益。

    先生不止一次说，他喝“五四”的狼奶成长，血管里流淌着“五四”的血液。刚同先生来往时，说到学会工作，我说有什么什么事向先生汇报，先生说，咱们聊聊，不要说“汇报”，“汇报”有等级意识，咱们平等，要继承“五四”传统。有一次我们谈到一份文学史料稿件，我说是不是修改后发表，先生说，有些编辑喜欢擅自改动投稿，是“好为人师”；文责自负，编辑有权不用投稿，但无权修改文稿，做错字、误字、漏字等改动除外。先生说，这也是“五四”传统之一，即尊重个人，尊重个性。

    先生思想活跃，对事情有独到的联想或见解。介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的书写成后，我请先生赐序，为此将书稿呈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其中的《文学的生存环境》写得好，然后谈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要员在上海的“五子登科”，还说到延安窑洞关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著名谈话。有一次，我和先生说到河南。先生说，：“我有个题目可以研究：《河南人政治文化性格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与特色》”。先生说，河南地处中原，导致“河南人有北方人的耿直，也有南方人的狡诈”；还说，中国历史上不少名人是河南人，如吕不韦等，接着讲了吕不韦问其父发财之道、送怀孕赵姬等设计篡取秦朝社稷的事。先生的不少言谈乍听感觉随意、平实、直率、风趣，其实里面包含先生对于社会、人生真谛的深刻洞察与揭示。

    先生尊重胡风，但不是一味崇拜。我听到有人说，当年周扬整胡风很厉害，但是，假如胡风得势，他要整起人来，可能比周扬还厉害。我就此问过先生，这样的假设有没有道理，先生说，有，因为胡风、周扬都容不得不同信仰，“唯我正确”，有宗派情绪。有一位前辈和我谈到贾先生时说，在胡风集团中，“我唯一尊重的就是贾先生”。事后和先生说到此事，先生听后淡淡地对我说：他呀，在官员中是学者，在学者中是官。有一次我陪先生外出开会，一起乘出租车赴会场，路上先生突然对我说，老陈，上海话“小抖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说知道，先生接着说某某某就是小抖乱。这位某君是一位文坛的活跃人物。先生还说到上海一位著名女作家，说她在一次会议上为了某件事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平时不爱打扮，“是个本分人”。先生厌恶学界不良风气。说有一批人利用所处地位的便利，“靠近水楼台”取得课题，再外面去找写手帮他完成，然后得名得利；他说这批人不是“学者”，是“文化掮客”。先生还说过，华东师大的学风与复旦不同，华东师大出读书人，复旦出干部等等。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否全对，见仁见智吧。在我听到这些评语时，立即想到的是鲁迅先生称赞速写高手的话：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对象的相貌和神态。

    先生有时也调侃自己。他说，几年前他应邀到日本讲学，演讲时学校安排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没想到这位留学生听不懂先生的山西话；于是先生改讲日语，这一来轮到日本学生听不懂了。先生说，老陈你看，我讲中国话中国人不懂，讲日本话日本人不懂，我和任敏就是去玩了一趟。他还说过，1983年学校一位负责人找到我，说我从三十年代就靠拢革命，屡经考验，组织认为你可以入党，要我办个手续，在申请书上签个名就是；我对他说，我都七十多岁了，入了党也做不了什么贡献，就算了吧；后来那位领导见了我就不理睬了，像不认识我一样；是我不识抬举。这一类的“贾版笑话”还有一些，有的还在先生不少朋友和学生中流传，知者甚多，没必要在此复述了。

   先生经常叮嘱我多读书，常问你最近看什么书。先生赞同“读书无禁区”，认为读书不会妨碍社会发展，愚昧才阻碍文明进步。他的藏书虽然主要是文史类的，但内容庞杂，似乎什么都有——当然是有价值的。先生托我给他买过《毛泽东传》等书，也借给我看过一些外间难以看到的书，如郑超麟的《史事与回忆》等港台版书籍、从日本复印的中国失传古籍《浪史》等。有一次和先生谈到抗战胜利后，上海出过一部小说《亭子间嫂嫂》，当时有舆论指责其为“黄色小说”，我说找过几家图书馆都看不到此书。先生说他有，是从上海书店借的，让我取回家看。读过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部描写上海社会市井生活十分出色的作品，并将我的看法写进介绍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的拙著中。

    1995年，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和先生谈到史料学学会可否与四川一个单位及一家某某某研究会合作举办学术活动。先生说，可以与那个单位联系，但学会只出人出名不出钱，因为学会没钱；不要与那个研究会合作，因为某某某“人品不好”。1997年年中，上海书店接替《古旧书讯》的《书窗》发刊。出版前，由于曾酝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与该刊合作，故而范泉先生吩咐我转告先生，请先生写一篇发刊贺辞。我报告先生后，先生要我代他先拟出文稿。或许那时电视台正播放《水浒传》一类的电视剧，我大概受到影响，拟稿中写了“《书窗》为刊发文学史料文章提供了又一个舞台，各路文史好汉可以在此施展拳脚”之类的话。先生看稿后删去这些文字，对我说：“这段话江湖气太重，咱们毕竟是文化人，这样说不合适。”这件事，让我感觉到先生对于“文化人”身份的看重和敬畏，他不允许对“文化”和“文化人”的些微亵渎和自轻自贱，我也由此更理解先生为什么对于“名人”“大家”格外看重其“人品”的好坏。

   先生的经济状况算不上宽裕，然而对于钱，先生并非热衷、计较。先生为《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赐有序文，书出版后，先生叮嘱我，务必将他写序文的稿酬全用于买这本书，说“我要送人”。2002年6月的一天，师母的侄女桂芙打电话说先生希望我近日去一趟，有事托我代办。几天后我去了。先生交给我一千元，说这些钱是我的一位同事给他寄去的，他知道这个人，但与他不熟悉，“这钱我不能收”，委托我将钱归还那位同事。2004年秋，我去看望先生，带去一盒月饼，另呈奉一千元钱作为祝贺先生九十大寿的贺礼。先生推辞几次，见我真心实意，方才接收。我告辞时，先生给我两瓶汾酒，一定要我收下，说“你要不收，我也不收”。

     有一次看望先生，先生说起他以往的一些经历。恰巧录音机带在身边，我就将先生所说录了下来。回家后，将这次录音整理成文字，又参考先生的其他回忆文章，对录音中涉及到的有些人、事做了补充。整理稿交给先生后，先生很高兴，亲自审阅后同意发表。这篇文字就是《我的一段经历》。

    先生曾交给我一篇文稿，嘱我帮他整理出来。那时，先生的字已经写得歪歪斜斜，极难辨认了，我当先生面说是“天书”，先生并不以为冒犯。当天回到家，我将先生手稿输入电脑，但认来认去，只认出二分之一的文字。第二天再到先生家，和先生共同辨识“天书”，先生读，我笔录加录音，有些文字先生自己也是左看右看，靠前后文义才予以确定。一时间我俩都笑了，先生有些腼腆地说，人老了，自己写什么也记不住了。我照记录的文稿给先生读了一遍，先生说文稿中有些意思重复或字词缺漏，要我代为修改。两天后，我将修改稿和先生的初稿各打印一份，交先生审定。先生认真看后，决定用修改稿，并主动在修改稿标题下签上姓名，嘱我交付刊用。这件事让我又一次感受到先生的虚怀若谷、不耻下问。

  我有一位长春朋友是书籍收藏爱好者。2006年，他寄给我三本他买的书，其中两本是先生著作，一本是亦门的译著，要我请先生在几本书上题字。我将书呈交先生时，先生问我“怎么写？”我随口回答“感谢留存可以吗？”。先生想了想，在《暮年杂笔》扉页上写：“谢谢您花钱买拙作，但愿您从书中的文字中获得一些历史讯息。再次谢谢您的盛情与厚意”。在《俄国文学研究》扉页写：“感谢您留存拙译”。在亦门的《诗与现实》扉页写：“谢谢您留存本书，它的作者、我的老友兼同案犯守梅兄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为您的盛情与厚谊，感到慰藉”。题辞前有我那位朋友的姓名，题辞下有先生签名。在《暮年杂笔》签名下，还特别加写“时年九十又一岁”。我在旁看到先生为亦门著作所写的文字时，特别感动，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先生珍视友谊的炽热情感。

    先生身高一米五几，算比较矮小的。师母的身高与先生差不多。但先生身材、脸型都偏瘦，显得精干，师母脸型方圆，身材也稍稍胖些。先生衣着颜色以藏青、灰黑色为多，师母衣服的颜色活泼些，取暖色调为多。与先生的健谈相反，师母寡言少语。客人到家，师母端茶倒水后往往隐退到隔壁卧室读书看报；如果客人熟悉，也会陪着坐在一旁静听，从不插话。她会在先生需要的时候，给先生递上香烟、火柴（打火机）、茶水或者纸笔等等。先生有时也会轻声对师母说，任敏，你把什么什么拿给我。这时，师母便起身去办，很快把先生要的东西递到先生手里。有一次我对先生说到师母的温和文静，先生说，任敏也有倔犟的一面。他告诉我：胡风事件初起时，上面要我大哥跟我打招呼，只要我表态谴责胡风，我就可以过关，没事了；我不干，说我觉得胡风不是坏人，我不干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事，于是我成了胡风集团同案犯；先生说，我的大哥是去过延安的老干部，他的妻子是李大钊的女儿；我犯事后他们对任敏不理不睬，任敏也不去求他们；我平反后，大哥有一年来上海，住我家，任敏以礼相待，但就是对他一句“大哥”也没叫过。

  1996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先生，师母开门说先生去复旦卫生室，快回来了，让我在家等候。问先生得了什么病，师母说臀部生了疮，有好几天了，打针吃药也不管用。不一会儿，先生手杵拐杖由贾英搀扶着一瘸一拐回到家。问起病情，先生露出患处让我看。一看不禁打个寒颤，患部是一个直径三厘米、深有二厘米的疮洞，洞里露出鲜红的肌肉和黄绿色的脓。问先生除了打针，有没有别的治疗。先生说没有，学校医生说只能打针，我年纪打了，身体机能减退，就是打针也要有段时间才能见效。回家后，我把先生的病情告诉我的妻子，她在上海中医医院工作。妻子说，她们医院外科有一种专治脓疮的药线，明天可以带回来给先生试试。第二天妻子下班后，我骑自行车载着她到先生家。妻子向先生介绍了用药，声明“是中药，试试看”，待先生点头，便请先生侧卧，露出患部，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去患部脓液，再将几根三厘米长短、直径一、二毫米的粘有灰白色药粉的药线，放射状贴放在患部肌肉处，然后覆盖纱布，用胶布粘牢，最后叮嘱先生不要让患部沾水、最好侧卧、患部如有或疼或痒的感觉不要用手抓挠等等。一向喜欢说话的先生，治疗时一声不响，每听到一句叮嘱，就像孩子一样点一下头说一声“好”。接下来的五天，每天妻子下班后，我们都去给先生换药。没想到这药的确奇妙，或者说对先生的病特别有效，第二天患部不再分泌脓液，第三天看见新肉生出、疮洞缩小，第四天疮洞和周围肌肤几近平复，第五天患部基本痊愈了。先生很高兴，师母更高兴，她知道我妻子的祖籍也是山西，直说“咱们认个亲戚”。不久之后的春节，先生和师母一定要我们全家去做客，师母还依循山西民间习俗，送给我妻子和女儿一块布料。此后，先生、师母经常召见或电话“老乡”，征询治病、服药的建议。

    1997年初，得知先生因病住进医院，我去看望。进病房时，先生还在睡觉。一旁的陪护者低声告诉我，先生昨晚发病了，自下午五时起开始乱说话，逐渐严重，请医生注射镇静剂后，九时过方得睡去。先生醒来见到我就说，我昨天晚上神经错乱了，以为又回到监狱，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屋里的其他人也都死了，“胡说八道不少”。先生说，早上清醒后，已经向病友和医生、护士道歉；还说，如无意外，准备下星期内出院。他吩咐我转告一位卜卦高人，“等我出院回家请他来”，接着说“人老了，就迷信了”。后来那位高人说先生至少可以活过九十岁，甚至愿意活多久就活多久，先生听了很高兴。以后跟我重复过好几次高人的预测。

  2002年初夏，我在外地调研，一天晚上看上海卫视，见先生出席一个活动，坐轮椅被推上高台。返沪后去看望先生，问及此事，先生对我说，人家让我上台，我说走不动，是轮椅推上去的；其实不是真走不动，我是有意的，一为暗示过去整我、打我，使我走不动了；二为表明我坐着也比有些人高。

任敏师母1997年底病重卧床，渐至神志不清，先生将卧室隔壁的一间向阳大房间作为师母专用的病房，每天到师母病床前几次巡视。2002年底任敏师母病逝，我去先生家吊唁。先生身着黑衣，言谈平静，他说，病了五年，任敏走了；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我比任敏大三岁，任敏比我先走，如果我比任敏先走，她就是寡妇了；任敏活了八十四岁，也算高寿了，她比伟人还多活一年。在任敏师母的追悼会上，先生跪地叩首，高喊师母在天堂等他，说他很快会去见师母。在我参加过的追悼会上，没有见过一次这样的情景，令我震撼，令我哀伤，也令我肃然起敬。

    2008年元月，得知先生再次住院，我和一位同事冒雪到医院看望先生。桂芙说，先生这次住院的时间长，医院条件比家里好，准备在此过春节。自师母去世后，先生的身体日显衰弱，精神日显疲惫。此时的先生，已不良于行，两耳听力也丧失严重，我和先生聊天只好借助笔谈，但先生的气色很好。我们都祝先生尽快康复，还像往年节前拜访一样，给先生送上我们的慰问金。告辞时再次与先生合影，没想到这是我与先生的最后合影。从病房出来，落雪刚刚停止，处处白雪覆盖，有些地方悬挂的冰凌有一寸多长，寒冷让路人瑟瑟而行。这是上海少有的一个严冬。

  2008年4月24日先生辞世。得知消息后，我和张炳隅先生一起赶到医院，先生遗体已被送进太平间。我们先向贾英、桂芙表示哀悼和慰问，待苏州的范伯群先生赶到后，再和复旦师生等一起瞻仰先生遗容。灵车被医院工友推出时，先生双目闭合，面容安详，像睡眠一样，只是头部歪斜到枕头一侧。我以前听人说过，遗体姿态要趁体温未凉时摆放端正，否则以后难以校正。在征得贾英、桂芙同意后，我用手轻轻抬起先生头部，端端正正地安放在灵车的小枕上，这时，我的手掌还感觉到先生暖暖的体温。——我没能在先生临终前见上先生一面，只能在先生辞世后为他再做这件事了。

  25日，从张炳隅先生处得知，先生的追悼会定于29日下午一时半举行。25日中午，我随文学所出访团飞往澳大利亚。29日这天，我在布里斯班。当地时间下午15时半，先生的追悼会正在上海进行。我走出宾馆客房到阳台，面向北方偏西，低头闭目默哀，向敬爱的先生遥致悼念。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到先生故居，面对先生遗像行大礼祭拜。贾英、桂芙告诉我先生临终前的一些情况。桂芙说，贾先生去世前一天还头脑清醒，见桂芙哭泣，问她“我是不是不行了？”桂芙又说，先生去世前几天，使用的一只饭碗，没有人碰它，碗壁突然破了一个小圆洞，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只碗是从日本带回来的，用了十几年了；碗破了，阿姨就把它丢掉了，新买一只给先生用，可是，先生用新碗只能喝水，再没吃过一次饭。桂芙还说，按照家乡习俗，贾先生的灵前要供饭一百天，我们吃什么，给先生灵前放上什么；先生骨灰现在存放殡仪馆，待冬至那天下葬；墓穴已经买好，与师母在一起，冬至时两位老人的骨灰一起落葬。

     这年冬至，我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先生和师母的落葬。这天一早阴雨绵绵，从市区到墓园的一路上雨势时大时小，然而，到先生和师母骨灰落葬前一刻，居然雨止天开。先生和师母的一生，算得上多灾多难，被迫分离的岁月几乎占据了他们人生的一半，只是到晚年才享受到人本应得到的尊严和夫妻共同生活的幸福。我默默看着先生和师母的骨灰由贾英安放在合葬墓穴里，心里有哀凉也有宽慰和祝福。几天后，我写了一篇感怀先生和师母一生际遇的小文，题目是《从此不再分离》。

     从我与先生相识开始，只要见到先生和师母一同外出，两位老人必是彼此相搀相扶。九十年代贾先生和师母的身体都还健康，那时，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傍晚时分他们经常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在校园，或者在校区周围的路边人行道。有一次看望先生后告辞，先生、师母和我一起出门，走出小区，先生说：“老陈，你回去吧，我和任敏往那边走走。”先生转身后，我没有动身，看着先生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由师母搀扶，两位老人缓慢移步前行。夕阳将金红色余辉洒在街道、树木和路上行人身上，也笼罩着先生和师母。他们慢慢前行，前行，越走越远，渐渐融入昏黄的暮色……

       这个景象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想，先生和师母在天堂里依然如此吧。

                                                                                                                                            202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