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不再分离

六十多年前，他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她是纯洁娇羞的姑娘；他和她都是山西人，由相识到相爱。她对他说：“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怕受气。嫁给你，你不能让我受气。”他郑重允诺。于是两人结为夫妻，相伴继续人生长路的跋涉。

度过抗日战争艰苦岁月后，他和她来到上海。这里有他们可以施展才干的天地，有他们志趣相投的朋友，有他们美好生活的希望，两人便在这座都市定居下来。然而，他太不安份，看不惯专制政治，社会黑暗，民生涂炭，便联络几位志趣投合的友朋办报撰文，指点江山，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结果被“国民政府”以“共党嫌疑”、“滋扰社会”罪名拘捕监禁。她在青天白日下担惊受怕，寝食不安，多方奔走求助，终得友人营救，使他重获自由。

他们满怀喜悦走进梦寐以求的新中国。他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她进入出版社工作。无奈好景不长，祸从天降，一场冤案使他再陷囹圄，一住竟至十一年。她也受到牵连，先被遣送青海，不久又被送进一座监狱，当了四年没有罪名、没有法院判决文书的囚犯。“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减轻监狱供应囚粮的困难，她被遣送回山西老家。她对遭遇的灾难处之泰然，在老家代替在狱中的他尽孝，服侍他的年迈父母，直到为老人送终。

他在监狱里度日如年，一天意外收到一个邮递包裹，里面是一双家乡土布的男鞋，鞋里还有四颗红枣，四枚核桃，这是他家乡求吉利的习俗，在多年中断联系后，他通过心领神会的暗示，知道她的消息，并因此激动了很久很久。

他被释放回到先前的学校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底层单间住房成为他的居所，接受“监督劳动”是他的日常工作。十多年杳无音信的夫妻，自此恢复联系，借书信往来，传递彼此情意。“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被解除监督，获准从事学术工作，生活境况有所改善。有一天下班回家，刚踏进大楼的门洞，就听到有叫他名字的声音，扭头一看，居然是她！他惊异不止，喜出望外，连忙打开房门，引主妇进入徒有四壁的“家”。这出乍暖还寒时节的“门洞会”，揭开他和她一生中一段最为安定、幸福的生活序幕。

两年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恢复教授职称，还有一官半职。他们的居所从那间小屋搬迁到教授小区，面积大了，房间多了，进进出出的人一天到晚不断，有学生，有朋友，也有其他宾客。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他正直豪爽丝毫不亚早年，她和他一样热情好客。他待客不分三教九流、贫富贵贱，对高贵者不谦卑，对贫凡者不鄙视，而心里明镜似地清楚真伪善恶，从容地区别对待。他为学生讲课时，她会在另一个房间静静做自己的事。他接待各方宾客时，她在旁陪同，不是热情地端茶添水，就是微笑地坐着静静倾听，偶尔也说上几句。每当浓郁的山西腔在他的书房里解疑释惑，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伴随而起的欢声笑语中往往混合着各地方言。他吸烟喝酒，她从不阻止，还经常陪他饮一、二杯。随着年岁日高，他的酒力不免下降，由白酒改黄酒，最后改喝葡萄酒。而烟，到他九十岁以后才逐渐戒除。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只要不刮风下雨，晚饭之后，他和她总会相搀相扶，一起融进西下夕阳的余晖，在校园、在街道散步，不分春夏秋冬。

她在八十岁时中风病倒，后来病情恶化，神智不清，终年卧床，所有事都靠别人照顾。他对她的医治和护理巨细过问，殚精竭虑。日间只要不会客、不读书、不撰文，他总会踱到她的病床前，端详她的面容，握握她的手掌。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这样。他想方设法筹措钱款，求医问药，但到底还是没能看到妙手回春。她离他而去。他几日沉默寡言，失神枯坐，许久才恢复常态。在她的告别会上，他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向每一位到殡仪馆为她送别的吊客致谢。当轮椅推到她的灵床旁，他猛然站起，摔脱他人搀扶，面对她的遗体扑地跪下，用撕心裂肺的声音喊她的名字，对她说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去天国看她，然后，他低下从未在任何强权苦难前屈服的头，以磕拜大礼与她暂别。

这以后，他的健康状况逐年衰落，在她离去不到六年，他以九十三岁高寿动身与她再见……

一个冬季的上午，在上海近郊一处平民墓园，家人将他的骨灰盒放进与她紧紧相挨的合葬墓穴。随同家人为他们落葬的，还有一些他和她的朋友与学生。墓室封闭后，墓盖上撒满鲜花。竖立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他和她的姓名与生卒年，左列是“贾植芳，一九一六—— 二00八”，右列是“任 敏，一九一八—— 二00二”。这天，是2008年12月21日，中国农历戊子年冬至，阴，有雨。他落葬时雨住风停。

从此，他和她相依相伴静静长眠，再不分离。